李旭光 | 康熙东巡中的捺钵元素

明清史研究所2019-05-27 18:09:19


[内容提要] 在清代,捺钵作为制度已不存在,但在康熙东巡过程中,仍然体现了一些捺钵元素,这反映出捺钵文化的影响仍然存在。清初统治者在政治实践的继承、发扬和创新,在一定程度上也证明了捺钵文化中所蕴含的合理性与进步意义。

[关键词]   康熙东巡  松花江流域  捺钵元素


傅乐焕先生在《辽史丛考》中说,辽代的四时捺钵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在金元时期,就是到了清代,人们仍可以看到四时捺钵的影子。本文仅从康熙年间东巡的材料中撷取点滴,对傅先生的论断加以佐证,并力图探究其中的原因。




清康熙年间,为了实现祭拜祖先,考察民情,安抚蒙地,防范沙俄等目的,康熙帝于1671 年(康熙十年)、1682 年(康熙二十一年)、1698 年(康熙三十七年),凡三次举驾东巡。三次东巡前后跨越27年,主要目的各有侧重,路线也不尽一致。


第一次东巡,于康熙十年九月初三,经直隶的三河、蓟州、玉田、丰润、卢龙、抚宁,出山海关。再经兴城、北镇等处,第十六日抵盛京。在盛京行四天祭拜礼后, 于九月二十四日出盛京北上, 经铁岭、开原、叶赫、正北堡、牙克萨、古城、穆当阿烟台、拿尔浑、达溪达尔巴,于十月初三至爱新,已抵吉林境内。十月十一日返回盛京,十四日返京起驾前,召宁古塔将军叮嘱加紧对沙俄的军事防备。十一月初三返抵京城。


第二次东巡,是在平定“三藩”之乱的康熙二十一年(1682)春二月。据《康熙起居注》载,自二月二十五日从京师起銮, 经河北的三河、玉田、丰润、滦州、卢龙、抚宁,出山海关,取道宁远(今兴城)、锦县、大凌河、广宁(今北镇)、白旗堡(今新民),三月初四抵盛京。谒福、昭二陵行祭礼后,于三月初九离盛京祭永陵。永陵祭毕,玄烨以“敬想祖宗开疆非易,至此甚难,故欲躬率诸王贝勒大臣蒙古等周行边境,亲加抚绥,兼以畋猎讲武”为由,于三月十二日从兴京西北山道出发,经铁岭、开原、西丰、伊通奔吉林。三月二十五日抵吉林乌拉, 视察两天后,于三月二十七日登舟溯江抵大乌喇虞村。一路踏访吏风民情, 踏察山川地形, 检阅水师战舰,兼行围渔猎习武,写下著名的《松花江放船歌》等不朽诗篇。高士奇在《扈从东巡日录》中说:乙亥冒雨登舟,溯松花江顺流而下,驻跸大乌喇虞村,去船厂八十余里。按,乌喇即辽时宁江州混同军观察,兵事属东北统军司。金史,太祖克宁江州,趋达鲁古城,进攻黄龙府,遂克显州。则宁江州在当时亦属要地。元灭金,设军,民万户。府五,分领混同江南北。明初内附后,复各分其地。我太祖高皇帝攻取乌喇地为我有。山多黑松林,结松子甚巨。土产人参,水出北珠,江有蟫鱼,禽有鹰鹞,海东青之类。高士奇的这段话颇耐寻味。一则沿松花江顺流而下,指明大乌喇在吉林市(鸡陵乌喇)的下游;再则把大乌喇从历史沿革上定为辽时的宁江州属地。还和鱏鳇鱼联系起来。使人们有理由把康熙帝的第二次东巡是否进入松原境内的松花江段作为考察论证课题。


第三次东巡,发生在康熙帝御驾亲征、平叛准噶尔大功告成之后的1698 年(康熙三十七年)。是年七月二十九日,康熙帝以时值秋禾盛长,若由山海关而行,恐至践踏田亩而取道口外为由,选择了与前两次不同的路线,绕道蒙地。康熙一行由河北密云、古北口穿越长城,出口外,经承德直奔蒙古牧区的翁牛特、敖汉、奈曼、科尔沁诸旗,还亲临科尔沁故亲王、孝庄皇太后之父、满珠习礼的陵墓前酹酒。此事,《清史稿》本纪及《康熙起居注》都作了记载。值得重视的是:孝庄太后祖陵地处北流松花江与嫩江合流并汇流成东流松花江的三岔口,是此次东巡的最北端,是绕行蒙地的折返点,亦是松花江流域的中心点和咽喉所在。可以推测,此行的目的之一,处理内部的民族关系上,在于向蒙地昭示皇家对满蒙旧情不忘, 借以安抚蒙地; 另一目的,在对外的军事斗争方面,则是为了视察从鸡陵乌喇到黑龙江的水上通道,保障盛京米、锡伯米、科尔沁十旗之米及鸡陵乌喇之兵顺利运抵抗击沙俄前线。对于松原地方史研究而言, 康熙此次科尔沁之行,也是首位清代帝王君临松原的三岔口。康熙帝此行所写《泛松花江》的著名绝句:“源分长白波流迅,支合乌江水势雄;木落霜空天气肃,旌旗过后映飞虹。”根据杨忠华、王维宪、王国学三位先生的考证,“乌江”, 指三江合流地郭尔罗斯①;“木落霜空”,则显为秋天。这两点,从特定地域和季节的结合上,支持了康熙泛舟三岔口的推定,而三岔口地邻孝庄祖陵,则提供了又一有力支持,还同时与典籍的记载构成链接。




康熙东巡,在《清史稿》、《康熙起居注》、《吉林通志》中所载康熙本人的诗文,以及随行人员笔记《扈从东巡日录》、《鞑靼旅行记》中,有大量反映东巡细节的内容,与辽帝中后期的捺钵相对照,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相似之处。最重要的是中央政府整体性自主迁徙流动。这种流动,一则是主动为之。以康熙帝三次东巡而言,政治中心的迁徙流动,并非出于急务与无奈,而是服从治国安邦的主题, 由皇帝本人作出的理性安排。值得注意的是,每次东巡,几乎都在大乱初定,海内俱安情况下进行。在某种程度上,出于未雨绸缪,发生在“治”与“乱”的循环起点上。这既实现了乃父的遗愿,又体现了远见卓识。二则是东巡路线及目的地的相对固定。三次东巡,有两次取道汉地、农区、东部沿海一线;一次为西线、蒙地、牧区。主要驻跸地为盛京、鸡陵乌喇及科尔沁的三岔口。三则在时间上相对宽裕, 突破了单一地巡幸、行围等方面活动的时间安排。第一次东巡,从康熙十年九月初三至十一月初三, 用去整整两个月;第二次东巡,从康熙二十一年二月十五日至同年五月初四返回京师,历时八十天;第三次东巡,从康熙三十七年七月二十九日至同年十一月十三日,历时一百零三天。四则出现了政治中心流动的事实。相应地,京师处于留守地位。这与辽代的南北面官制度, 以及由于捺钵而出现的留守制度有异曲同工之妙。


1. 祭祖告天与春水秋山的渔猎活动完美结合。康熙十年的首次东巡,在是年正月,康熙降旨礼部:“朕仰体世祖章皇帝遗志, 欲躬之谒太祖太宗山陵展祭, 以告成功。前命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议政王等以去年各处多有水旱灾荒,且为时甚迫,应用之物预备不及,且题暂行停止。今思太祖太宗创业垂统,功德隆盛,山陵在望,刻不能忘,去年恭谒孝陵礼成,今已数月,若再久延,孝思莫禅,朕怀靡宁。兹当海内无事,欲乘此恭谒福陵昭陵以告成功,用展孝思。”这大段旨意,紧扣祭祖告天主题,孝字当先,务在告成,且以退求进,显是针对其父顺治皇帝屡次东巡之议被权臣否决, 至死未能成行的遗憾, 以及康熙九年东巡之议受到否决等诸多不快所做出的回击,不容置疑。所以,才出现康熙十年“九月庚戌, 上以环宇一统, 告成于二陵”② 为由的首次东巡。从中可以看到东巡成行的不易。此后,第二次东巡,以平息“三藩之乱”到祖陵行告祭礼;第三次东巡,以平定噶尔丹叛乱,西北安定,大功告成,需奉祀祖陵为由成行。三次东巡,祭告祖陵,都是活动的中心。如首次东巡,自北京到盛京,路上往返要用去32 天,旋赴鸡陵乌喇,往返延迟有要用去20 多天,而祭祖活动就占去了四天。返京前,又用两天时间到祖陵行辞别礼。第三次东巡时,这样的祭祀、赏宴活动同样安排了四天。由于祖陵所在的东北生态环境好,沿途要经过绵延的山峦、草原,和密布的河流与湖泽, 围猎、捕鱼就自然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了。加以满族是以射猎著称的民族, 清初的统治者都将畋猎习武视为军国要务。康熙帝更是将其作为训练官兵的的重要途径。第一次东巡,因时间短促,没有进行狩猎。第二次、第三次东巡,在祭祖告天之余和往来盛京的路上, 都安排了大规模的渔猎活动。《扈从东巡日录》和《鞑靼旅行记》中对第二次东巡的行围作了详尽、生动的记载。


2.在驻跸地、行营中处理军政要务。这也可以看作是康熙东巡与辽帝捺钵活动的相似之处。一方面,东巡本身, 就带有调研、视察性质。另一方面,接见沿途所经军政属官,又起到督办、检查、沟通、协调等作用。所处理的问题,当然主要是皇帝本人直接接触到的一些事情。如外交、吏治、司法、财政等。这方面几乎会无所不包。同时,各地飞马传报的急务,也都随辕调处。如,《清通典》卷六十记,康熙二十一年, 在盛京会见朝鲜使节,接受所贡海参等方物。《鞑靼旅行记》中也记载了这件事,特别是所贡活海豹,引起了康熙帝的极大兴趣,命南怀仁从北京快递来相关的欧洲图书, 还把活海豹带回北京养起来。


3.捕牛鱼与飞放海东青的记载。在辽代,春水之行的主要活动内容,是钩鱼和猎雁。其所钩之鱼的牛鱼,亦称鳇鱼、鲟(鱏,音义同鲟)鳇鱼,是辽代、清代行渔活动的标志物。而作为猎雁帮手和工具的海东青, 又兼有宠物和彰显皇家身份的双重命义。辽后期,海东青的猎获,曾是制造契丹与女真两族嫌隙的导火索, 所以格外引人注目。《吉林通志》卷六记载了在康熙帝关于鲟(鱏)鳇鱼和海东青的诗词。


《扈从东巡日录》中也有捕鳇鱼的一段记载,其地点颇耐人琢磨:“四月, 乙卯, 驻跸大乌喇虞村……庚辰晨,泛舟江中。上渔于冷堋,是产鱏鳇鱼处,去虞村又八十里。”前已述,大乌喇村在鸡陵乌喇(今吉林市)下游八十里,这里所说的冷堋,去虞村又八十里,如果不错的话,冷堋应在虞村的下游。这样一来,捕获鲟鳇鱼的江段就已去鸡陵乌喇一百六十里有余,当进入松原境内,这与辽帝春捺钵时钩牛鱼的江段几于暗合。


当然,作为一代圣贤的康熙,对于渔猎活动并不是简单地承袭和笼统地采取欣赏的态度。康熙二十一年五月,在刚刚结束东巡之后,康熙帝就东巡时寻访见闻及所思,昭谕吉林将军,革除四弊。其中的第一项, 就是诏令停止在春季违误农时捕鹰;停止在冬季动用兵丁为饲鹰而捕山鸡。同时要求围猎以时,遇到猛兽,以人为重;打鲟鳇等鱼,不准使用兵丁。《清史稿》本纪第七中记:“五月,丙寅,免吉林贡鹰,减省徭役”。


4.野外露营和自我保障为主,同样带有游牧民族的迁徙传统。关于野外露营,《扈从东巡日录》中有极为详尽的记载。其中,如,乙未驻跸玉田县城东;丙申驻跸丰润县城西。即已近城,又不入城,显然是刻意避城。又如,甲申,驻跸锦县杏山西七里河;乙巳,渡大凌河,驻跸东岸。这两处是就河流扎寨。这些河流,当从辽河与松花江流域求之。还有驻跸滚淖尔、嘉祜禅、鹞鹰坡、塞木肯河小阜、乌鸦岭等湖泽、禅寺、野岭, 这除了是大队人马不便地方安排外,露营地的选择,显然还带有军队扎营时对营地刻意选择的味道。


5. 御道建设, 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自我保障。《鞑靼旅行记》中写道,“为了使皇帝骑马、后妃们乘轿能够通行,从北京到东边的终点,凡要经过的最偏僻的地方,全都开辟了崭新的道路。路宽十英尺,遇山涉谷,逢河架桥,长达一千多里,尽量修筑得笔直平坦。投到路两边的土,堆成一英尺高的土墙,立有标柱,标示里程。道路很好地保护着,晴天如同打谷场一般光滑。为了维护道路,不准任何人经过,沿途均派人看守着。”③ 从《扈从东巡日录》所记来看,自永陵到鸡陵乌喇,已没有道路可言:“庚申,皇上以谒陵事毕,欲视边疆,远览形胜,省覩(睹)祖宗开创之艰难,兼讲春蒐之礼,因率诸王大臣侍卫东行。自此入山,诘曲登涉,无复斥堠,但以马行记道里。”可能是事先有意不公开行程路线, 这一段路没有提前修好, 以至于无法计算里程,只能靠坐骑来丈量。有的地方没有水源,甚至要临时掘井:“三月己酉,驻跸白旗堡,地多雉兔,无源水, 新凿百井以供行营。绠长泉浅, 殊苦不给。”④


6.在营地建设方面,可以为我们研究辽帝捺钵的营盘布局提供启示。《鞑靼旅行记》中写道:“根据里程,确定每日傍晚赶抵某处河岸。在堤上修建大量的小屋。每天早晨,天刚亮,拆掉这些小屋,将材料运送到前方。日暮,值班官员,首先是为皇帝和皇族,其次是为诸王百官,选择适当的野营场地,各按八旗的旗帜占据位置,这是在鞑靼战争规定的部署。”《扈从东巡日录》中的诗作也有这样的反映:“凌晨清跸齐分队, 薄暮安营各认旗”。说明整个东巡,在军事角度考察,便成了地道的“冬训。”


自备生活物资,也与捺钵的精神相契合。尽管康熙东巡会得到沿途州县军城及皇家驿站的物质保障,东巡时,还是携带了大量的生活物资。其中,第一次东巡,由宣徽院所属各皇庄和盛京内务府所属皇庄预备;第二次东巡,除由盛京内务府所属二十三个大粮庄及五十九个棉、靛、盐庄做大量准备外,还从京师带往盛京腌制肉四十牛车。菜肴十四马车,御膳房用的羊一千五百只。第三次东巡,不仅盛京地区要备办所需粮菜, 还从京师随驾携带大量物资银两。因数量太大,只能以车为单位统计(每车大约七八百斤)。据北京《总管内务府文档》记载:“户部带的银两、绸缎计重八千九百斤,广储司所带绸缎等六千五百斤, 掌仪司所带葡萄干五百斤,御膳房所带箩筐、扁担五百斤,药房所带各种药品七百八十斤,茶房所带茶叶、奶油六百九十斤,内管领所带米面三万四千三百斤,武备院所带弓箭、鞍辔八千三百八十斤,庆丰司带牛犊装车八辆。径送盛京的缎袍一千四百六十斤;送伊吞口米面等一万三千六百九十斤。后送的米面等一万零五百余斤。合计雇佣大车一百三十二辆,预付租银八千四百二十四两。随行的还有厨师、脚夫、油匠、箭匠、木匠、鞍匠、绸缎匠、裁缝、酿酒匠、造纸匠、淘灌匠、蜜仓人、米仓人、箭仓人、驮板人、杀鸡人、洗碗人、铡草人、牧人等。从所带人员看,已经突破了杂役的范畴,有的实际是生产工坊的浓缩版,可见流动的皇城功能极为完备,对东巡非常重视。


7.参与人员及其构成。《鞑靼旅行记》中说,有皇帝、太子、三位后妃、各位王爷、朝廷贵戚、各等官员,以及众多的随员和侍从,约七万人。《扈从东巡日录》中说,“臣士奇得从豹尾班后,诸王及八旗禁旅以次行。旌旗羽葆络绎二十余里,雷动云从,诚盛观也。” 上两书所记,均为第二次东巡。但后人对南怀仁所记七万人持怀疑态度。据《吉林通志》应为七千人。加上地方配套人员,总数应在一万五、六千人左右。当然,重要的在于,中央机关的权臣、王公贵族中有影响力的人,都在其列,就已经构成了流动的中央政府。


8.东巡队伍每日行程。关系行进速度的因素,主要有交通工具、道路、队伍构成、事由等。从交通工具看,主要是马、牛、驼,以及它们所拉之车。《鞑靼旅行记》所反映的材料看,“皇帝自身为了狩猎,常离开大道,在稀有人踪的山中,开辟小道前进。” 这表明, 行围是影响行进速度的重要因素。“……所需一切用品, 必须随着这一队伍一同运输,因之,无数的车辆、骆驼、骡、马,或是抄近道先走,或是跟在大队的后面。帐篷、寝具、食具,等等,随同这旅行的行列, 无法分辨, 竟成为一个队伍了。加之,显贵们每天都不断地换乘坐骑,皇帝用的,王爷门用的驮马也都需要许多士兵牵着。还有准备屠宰的牛群、羊群和猪群也一起在两傍被驱赶着前进。”⑤ 这种人畜杂处的队伍,也对行进速度形成掣肘。有的地方遇到河流,还要乘船。加以,有的路段很不好走:“辛酉,行万山中,春雪初融,多泥淖,马蹄跋涉,登顿为难。”⑥ 从南怀仁对第二次东巡的记载可知,自沈阳至吉林的十六天,分别为95 里、85 里、70 利、60 里、80 里、60 里、60 里、50 里、40 里、40 里、70 里、58 里、60 里、70 里、70里、70 里。日平均大约60 里。这样的距离,与傅乐焕先生研究郑富公出使契丹行程录所得出的距离,大体相等。说明清东巡所用交通工具、东北的道路条件、行进速度方面要求、参与交通者等,与辽代相比,大体都比较接近。




当然, 康熙所处17 世纪的大清帝国, 与10至12 世纪的契丹王朝,已经相去500 多年,尽管在康熙东巡中依然可以看到诸多辽帝捺钵的影子,毕竟时移代换,两者在性质上已经存在着质的区别。最根的,在于大清帝国已经完成了祖国南北统一的大业,不再偏安北方,而作为君临天下的满族精英,更多更重要的任务,不是恪守自己的民族传统,而应是向其他民族的优秀传统学习,促进各民族的相互学习、团结与融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一味地强调游牧民族的传统习俗,就会对国家的统一形成逆向推力。另一方面,进入17 世纪,世界范围的工业革命已大幕开启,在我国江浙一带,工商业已达到空前繁荣。而在更广袤的中原地区,封建制度也已进入完全的成熟阶段。作为其基础并与之相适应的是, 由农耕制度所创造的巨大的物质财富和文化成果, 而这些, 显然又已经超越了辽代及其渔猎经济, 也对清统治者提出了比之辽代、比之渔猎经济更新更高的要求。


我觉得,清初叶出现并得以保留的捺钵痕迹,至少可以说明以下三点:


第一,在局部地区,捺钵的一些客观条件依然存在。判断捺钵的客观条件,主要是草原、山泽等渔猎的生态条件及当地生产力水平, 游牧民族的文化传统与社会认同, 国家治理所提出的客观要求三个方面。东北地区地广人稀,相对来说,人类活动对环境所累较小,生态破坏不大,以至于到上个世纪中叶,在北大荒还有“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的情况。是行渔狩猎的天堂。与关内相比,发展阶段相对迟滞,大量水域、耕地、山泽还没有得到也没有能力开发; 满族有着北方游牧民族所共有的渔猎传统,四时迁徙完全出自天然。当然,从顺治到康熙,东巡的成行绝非一帆风顺,而这种来自贵胄和大臣的反对, 既代表了来自中原与江南文化传统的冲突, 从一国之君的要求来说,又绝非毫无道理。只是这种反对的声音,在君权至上的条件下,显得那么微弱,而康熙在深层次对国家治理的考虑,理由又是那么的充分。清在完成祖国统一后,面临着外强疆域、内睦诸族的双重任务。以东北而言,沙俄对边境的滋扰,蒙族贵族的团结问题, 都极为现实。而以东巡的方式作未雨绸缪式的安排, 显然是国家要务。在这种诸多因素综合作用下,东巡也就势所必然了。


第二,要从制度上来判断清代的捺钵现象。应该肯定,辽代四时捺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捺钵毕竟是一种基于渔猎经济的政治制度,是中央政府周而复始的四时迁徙、有序律动。相对来说,这种制度不仅对管理双方,而且对交通条件和能力都有严格的要求。与辽代相比,到了清代,当国家版图扩大,自然条件、经济结构、民族构成等都已出现诸多不同的情况下,从整个国家来讲,捺钵作为制度,已经失去存在的意义。当然,对于清政府来说,在特定地区、特定时期、特定情况下,辽帝捺钵的样板作用,参照意义,在行政方式和沟通上下等方面的借鉴价值等,依然存在,仍可以从中汲取营养。所以,虽然从整体上看,到了清代,捺钵作为制度已难于存在, 但却可以从捺钵的元素和角度来分析、考察清代的东巡。换言之,我们可以在东巡中看到康熙对辽代捺钵文化有意无意地继承。


第三,应该从文化传统的范畴,来看待清代的捺钵现象。就辽代的捺钵文化而言,它首先是一种制度文化,所反映的是一种政治制度方面的创新。其次,它又是渔猎文化,是特定社会发展阶段中,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还有,它所反映的崇武尚勇精神、合理利用资源的智慧、与严峻自然环境作斗争的勇气和能力,深入基层、体恤民情的治理思想等,说到底,都是由辽代政治精英所创造、整合并最终上升为制度的捺钵文化中所蕴含的核心内容,都属于文化范畴,都具备穿越时空、超越地域和民族的价值。到了清代,捺钵文化的影响依然存在,且在清初统治者的政治实践中得以继承、发扬和创新, 在一定程度上也证明了捺钵文化中所蕴含的合理性与进步意义, 反映出十七世纪时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民族融合的任务很重,边疆的巩固还是严峻的现实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捺钵文化的实践, 恰好体现了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共同追求, 同时也印证了文化的稳定性、独立性、影响力,印证了捺钵文化的理性光辉。而当我们了解了这些之后,就会更加珍视对捺钵文化的研究。


[注释]
① 杨中华:《肇源史钩沉》,长春:吉林人民出版,2007年。
② 《清史稿》本纪第六。
③⑤ [比]南杯仁:《鞑靼旅行记》。
④⑥ (清)高士奇:《扈从东巡日录》。






《东北史地》201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