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我不在红灯区

思想潮2019-11-10 15:36:37



来源:“人类学之滇”公众号2016-12-25

作者:尚书,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研究生


我不在红灯区



刚到M市的那天下着暴雨,我拖着偌大的行李箱从火车站出来,焦躁地寻找附近的公交车站。嘈杂的人声被雨水打湿在这个陌生的城市,我拧着袖口的水,不知道这场暴雨将会下满M市的整个四月。


最早知道L机构是在大一听的一门女性主义的公选课上。那个时候才刚进大学的我听到“性工作者”这个词时是有一些惊讶的,大概在认知中觉得这算是一个禁忌的话题,也不曾想到竟然还有“关爱性工作者”这样的公益机构存在。


但是那一次的课很成功,L机构的那位老师用很轻松的语言将她们所了解到的“姐姐”(女性性工作者)们的真实生活勾勒了出来:“姐姐”们并不是都年轻漂亮,她们的年龄从十多岁到五十多岁的都有,外貌和身材也没有特别的要求;她们并不全是因为走投无路才选择做的这个,也不全对这个工作持悲观态度,不少“姐姐”是积极、乐观和主动的;“姐姐”们也会有自己的男朋友和老公,一面负责保护她们和为她们安排工作,一面给她们提供情感需求;“姐姐”们也会被客人抢劫或强奸,或者生病,但因为自己的身份不合法和不被认同,所以在受到伤害时不敢寻求帮助,也不敢去医院……最后,那位老师说了一句话,“她们选择的只是万千工作中的一种而已,而我们想要做的,也仅仅只是让她们不要因为工作而受伤。”


老师的这句话以及她为我们展现出的这些“姐姐”们的鲜活形象给我造成了巨大的冲击。那是我第一次如此强烈地意识到,原来我一直活在对这个世界的想象之中,而这种理所当然且从未质疑过的想象却与别人所认知的现实存在着巨大的偏差。那也是我第一次如此强烈地想要走出自己的世界,进入到那些自己不曾接触到的他人的真实生活中去。


正如人类学家格尔兹所说,所有的人天生都能有潜能过上许多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然而我们却只能以其中一种生活结束人生。而在往后的日子中,我无数次地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我的专业——人类学。大二那年我去了灾后移民村,白天坐着当地人的电动摩托和他们一起去田地里捉山鸡,晚上在漫天星辰下吃烤鸡聊人生。大三那年我去了女仆咖啡厅,穿着女仆装和过膝袜在四个月的打工时间中进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奇妙世界。这些田野经历让我完成了一些被认可的作品,也让我以为自己终于开始在这门学科上找到了自己的路径。大四倒数着毕业的某一天,我偶然想起大一那场打开了我全新视野的课,心里突然萌生了去L机构的强烈想法——自以为已经成熟了的我,想要在毕业时给四年前刚接触到人类学的自己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于是在那个暴雨几乎没有停过的四月,拿到L机构实习资格的我坐了几个小时的火车到M市,再从附近公交车的始发站坐到终点站才辗转到机构安排的宿舍。我至今仍记得那一天,M市拥堵的交通几欲让坐在公交车上的我产生了一种永远也不会到站的错觉。我坐在靠窗的位置,右手紧握着的手机里是已经看过好几遍的潘绥铭教授的《我在红灯区》。那时以为已经做好万全准备的我,大概怎么也不会想到,一个月后那个同样的暴雨天,同样拖着行李箱坐在以为永远也不会到站的返程车上的自己,终究是没能交出这份答卷。



因为M市高出天际的房价,L机构的宿舍在离办公地点一个多小时车程的郊区。刚到宿舍小区的那天是机构的阿筱来接的我,一个和我差不多一样二十岁出头的女生。她说现在机构的工作人员只有三个人,一个是她,刚转正几个月;一个是阿月,比我们大个几岁,在这里工作了接近两年;还有一个就是机构的核心策划人,琪姐,她大约三十出头,从机构创始就在。


后来的无数个灰蒙蒙的天,我坐在机构小小的办公室里,身边是一箱箱的避孕套、润滑油和各种宣传预防艾滋病宫颈癌的宣传单。她们不厌其烦地从木柜子里拿出厚重的文件夹,记录着前一天从“姐姐”们那里了解的情况。她们记录得很详细,甚至连“姐姐”们做了什么动作也没有落下。我有时候在想,这间处于M市市中心的商业大厦中,又有谁知道在第20层的这间小房间内,几个那么年轻的女性在以怎样的信念做着怎样的工作呢。后来的某一天,我问琪姐是什么让她坚持了这么多年。琪姐个头不高,很瘦,用头绳将头发简单地在后面系起来。她笑了笑,说,“你会发现无论别人怎么评价,‘姐姐’们也还是在坚持自己的选择,而看到需要关爱的她们这样,我无论如何也想坚持下去。”


L机构宿舍的条件虽比较简陋,倒也比我想象中的好一些,除了因为空间太狭小而只能打开一半的衣柜,以及某一天在床上发现了蟑螂以外。阿筱和阿月住一个房间,我住一个房间,琪姐已经结婚,和她的先生住在他们自己的房子。


由于住宿地点离机构工作地点太远,所以早上是十点上班。七点半闹钟响了的我匆匆洗漱完,陷入了穿短裤还是长裤的问题中。M市的四月已然开始闷热得让人心慌,但我更需要思考的是,穿短裤出入“红灯区”是否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八点钟的时候阿筱和阿月也起来了,看见穿着长裤的她们我果断回到房间将短裤换成了长裤,虽然后来和她们说起这件事的时候,她们笑称自己穿长裤只是因为一直没有穿短裤的习惯而已。


坐了一个半小时的公交车到了机构。虽然之前已经听阿筱她们提起,但第一次真正见到琪姐的时候还是小小地惊讶了一番,毕竟她看上去是这样的年轻和瘦弱。


琪姐简单跟我介绍了一下L机构的主要工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外展”。


出外展就是去到有“姐姐”们的地方,给她们送一些避孕套之类的物资,还有机构自己制作的小礼品和资料单。这些资料单包括机构的介绍,性病预防与治疗以及安全性行为的知识,还有一些维权的宣传和行内“姐妹”分享的一些故事和经验。机构每个月也会制作一期通讯资料,让“姐姐”们了解到行内的最新消息。


但外展时最重要的还是和“姐姐”们聊天,了解她们这一片区最近的情况,以及她们自己最近遇到的问题或可能需要的帮助,比如是否严打、是否受到暴力、是否需要医疗救助等等。有时候也会带上专门检验艾滋病、梅毒和乙肝的一次性简易验血器械,给想要验血的“姐姐”检测一下;也有专门的医生定期来M市给预约过的“姐姐”免费做宫颈筛查。


当然,成为“姐姐”们的倾诉对象,并且给予她们一定的安慰和认同,也是外展的重心之一。琪姐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有什么问题也都可以在聊天时问“姐姐”们,她们有很多人生经验,也会帮你解答很多你自己想不明白的事情。


那时L机构在M市一共有12个确定的外展地点,并且处于不断更新中。据琪姐说,这些外展地点或是来源于信任的“姐姐”介绍,或是在网上搜索出来,又或是在聊天室中听“客人”说的。“‘客人’总是能够很快而且很准确地找到这些我们不知道该如何找到的地方。”琪姐这样跟我说。


因为机构关注的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姐姐”,她们多是在城中村,要么是在按摩店和足浴店,要么是直接站街。这些地方大多比较偏远,基础设施和道路建设又很差,通常我们出完外展再回到宿舍已经七八点钟,并且累得筋疲力尽。但那时刚到机构的我坐在那间小办公室里,想到下午即将迎来的第一次外展,想到在四年前的那门课,激动和期待快要溢出心脏。



每次出外展时,机构人员会分成两组去到两个地方,这样子大概半个月可以把所有外展地点走完一遍。第一天的那个下午,琪姐带我去了一个地方,阿筱和阿月则一起去了另一个地方。


那天去的那个城中村是所有外展地点中最不偏远的地方。琪姐说,那里有两片相隔很近的站街区,一片主要集中的是十多二十岁的“姐姐”,另一片则主要是三四十岁的“姐姐”。坐在地铁上时,琪姐问我紧张吗,我摇头,说我更多的是兴奋。琪姐笑了笑,说,“我知道你对‘姐姐’们的情况有一些了解,也知道你对她们没什么偏见,但有一点:你要做好被拒绝的准备。”


事实上正如琪姐所说,我们最开始遇到的“姐姐”们对于我们的出现都表现出一种很谨慎和质疑的拒绝态度。琪姐说,这一片的“姐姐”们流动性很大,所以每次来都会有很多新面孔,她们大多以前都没有听说过我们。


那时刚下完一场暴雨,城中村坑坑洼洼的地上积满了浑浊的水,那些大多穿着较为暴露且画着浓妆的“姐姐”们站在楼与楼之间狭窄的缝隙中,或是低头看着手机,或是微微四处张望。我紧紧地跟在琪姐身边,手臂上挎着的布袋子里装的是我们提前准备好要发的避孕套等物资以及资料册和宣传单。


“你好,打扰一下,我们是L机构,是一个关爱外来打工女性的公益机构,这是一些关于我们的资料。这里还有一些套和油,和我们准备的小礼物。”琪姐一个一个地走到“姐姐”面前,一边从布袋子里拿出东西一边对她们这样说。但她们从不搭话,或是假装我们不存在,或是默默接过东西然后再没有下文。


“你们又来啦?”突然身边响起一个这样的声音,我转过头去,发现是一位四十出头的“姐姐”,披着长直发,微微发胖,穿着一身朱砂红的裙子坐在拐角处屋檐下的破旧沙发上。


“媛媛姐,你今天在啊!”琪姐看到那位“姐姐”后,很高兴地和她打招呼,然后拉我过去一起坐了下来,并问起她最近的情况。媛媛姐摇摇头,说:“前段时间站街的时候被抓了,但是没抓到现场嘛,我们就打死不认罪。他们也没办法,就拿冷水往我们身上泼,然后把我们放在十六度的空调下面吹,我们还是不承认,第二天就只有把我们放出来了。出来后发烧发了好些天。”听完这些话的我的第一反应是吃惊,而琪姐却是异常愤怒。


媛媛姐很快注意到我的存在,向琪姐问起我。琪姐说我是刚来的实习生,还在读大学。几乎是在一瞬间,我看见媛媛姐的目光柔和下来,说:“哦,还在读大学啊,嗯,我儿子也在读大学……”随后,她拉着我聊起了她的儿子,聊到他儿子的学校和专业,聊到她和儿子之间的矛盾,聊到他儿子的未来……我突然意识到,在我面前的这个“姐姐”,不过只是万千深爱着自己孩子的母亲中的一个。她和我聊了很久,而我从她柔长的声音和她湿润的眼眶中所感受到的,有她对孩子的骄傲,也有操心,还有深深的思念。末了,她说了一句话:“我最害怕的事情,就是被儿子知道他的妈妈在外面做这样的事。除此之外,我什么也不怕。”


我和媛媛姐聊天的同时其实是一直有“客人”从我们面前经过的。只要有男性以一种不紧不慢的脚步路过,通常是过来“挑人”的。而这时候,旁边站街的“姐姐”们会主动走到他面前;琪姐说,如果客人选中了这个“姐姐”,就会和她眼神确认,然后跟着她去小房间。


有点出乎我意料的一件事是,我正聚精会神地和媛媛姐聊天时,眼前的光线突然被遮挡住了。我下意识地转过头去,看见一位身穿白色体恤的瘦弱男人,大约不到三十岁的样子,涨着通红的脸指了指我,说了一个字:“你”。其实当时我的惊讶更多地不是来自被当作“姐姐”,而是来自这个“客人”的形象:他的眼神躲躲闪闪,表情像是做错了事而不知所措的孩子。而在这之前,这些人在我心中的刻板印象总是和发福与谢顶脱不了勾。


而在我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的时候,身边的媛媛姐已经站起来,捡起地上一片碎塑料朝他身上扔去,气急大骂道:“你滚!你禽兽吗?人家还是学生啊!你给我滚开!”然后又转过来有些担心和着急地对我说:“你不要太在意……他眼睛瞎了才会这样!”


那一瞬间我看着媛媛姐,突然心里特别难受。她那些一举一动,就像是一个母亲因她的孩子被当作了妓女而有的歇斯底里。那一刻她只在乎我是不是被不尊重地对待了,却从来不在乎一直做这一行的自己是否曾有被尊重过。我拉着她的手,轻声对她说,“没事,没事的”。


那一天和媛媛姐聊了很久,直到走的时候,她认真地看着我和琪姐,说:“真的很谢谢你们,也只有你们才愿意听我说这些话,也只有你们才会关心我们这样的人了”。


那时候我看着坐在屋檐下的她,看着这个深深思念儿子的母亲,看着这个因我被“不尊重”而大怒的姐姐,我在心里告诉自己,下一次来这的时候,我一定要再来看看她。



回到住宿的地方已经接近八点了,我从公交车站穿过一个村镇小集市,用很少的钱买到了一些很好吃的粗粮填肚子,一路上心情非常愉悦。我甚至开始为这种毫不费力就融入田野的感觉感到沾沾自喜,并且认为它来自于自己之前对这个课题所做的功课。


然而,这种天真可笑的踌躇满志在第二天就被击得粉碎。


那一天是我和阿筱一组,也是去到一个城中村。那里没有站街的“姐姐”,但有很多家“美发店”。其实在L机构待久了后,养成了一个很明显的习惯就是每次遇到站在街上的女人或者美发店都会下意识地多看几眼。后来我问阿筱,你们怎么区别哪些美发店是,哪些不是。她说,很简单,你走进去看一看,看男的多不多,女的都怎么穿,理发设施齐不齐全,然后你自然就知道了。


在L机构时,上午的时间用来记录前一天的外展情况,然后下午再去到一个新的外展地点。每天下午出去之前,会根据上一次记录中当地的人数和习惯来确定这一次要带哪些东西去。除了每次必带的避孕套、润滑油之外,还有一些比较实用的小礼物,比如验钞灯、湿巾纸、小手链以及上面印着“我们选择的只是一份工作”的小镜子等等,而最具有创意的当属“套财包”,是一个红包里面装着一张一块钱和一个避孕套。出门前,阿筱告诉我,待会儿把包“看紧点”,我有些疑惑地点了点头。


我们进的第一家“美发店”的空间非常狭小且昏暗,似乎大开着的玻璃门也放不进外面的阳光。几个年轻的“姐姐”坐在椅子上穿着粉红色的上衣和短裙,在我们刚进来的时候下意识地抬了抬头,然后又继续低下头玩手机,就像刚刚没有任何人进来一样。阿筱有些尴尬地笑了笑,朝她们说:“你们还记得我们吗?L机构,是关爱外来流动女工的,半个月前来过一次……”接下来仍然是一片诡异的安静,昏暗的空气中似乎只有她们手机屏幕的光线中浮动的细小尘粒。这时,突然一个坐在角落的短发“姐姐”对着我们把手伸了出来,她头也没抬地看着手机,说:“把东西给我吧。”坐在她旁边的长发“姐姐”听到后疑惑地看向她,问道:“你认识她们?”短发“姐姐”笑了出来,说:“不认识啊,但是她们经常来发套。”“噢,原来是她们!”坐在另一个角落的“姐姐”也抬起头来看着我们,说:“那赶紧把套给我们呀。”说完,她们互相以揶揄的眼神对视,然后开始大声笑起来。


那一瞬间我站在这个狭小空间的中心,突然有种看不清她们每个人的脸的错觉,而只是听见她们的笑声一遍又一遍地在我耳朵边倒带然后回放。这个突如其来的场面,让我的血液凝固到来不及去理解我的处境。我看见阿筱僵硬地扯起嘴角,然后边给她们拿套,边试图和她们聊天:“你们最近生意怎么样啊?”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回答。她们拿了套后放进自己的包里,然后又开始沉默地低头玩手机。阿筱愣了一会儿,拉着我走了出去。“习惯就好。”在我还没有开口之前,阿筱说了这样一句话给我。


我们进的第二家“美发店”并不是主动进的,而是被“拉”进去的。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姐姐”站在门口抽烟,看到了阿筱,非常热情地给她打招呼,并半推着让我们进店。“今天给我们带了什么礼物呀?”那个“姐姐”凑上前来,非常愉悦地对阿筱说:“上次那个湿巾纸不错,今天再多给我些吧。”随后,店内的其他“姐姐”也都涌上来,甚至伸手去翻阿筱手臂上挎着的布袋子。阿筱一面把东西给她们,一面紧紧地护着袋子,不停地说:“你们不要动,让我来拿给你们好不好!”我和阿筱被一群“姐姐”围着,在推推搡搡中都有些站不稳,耳边全是她们说的“哎呀不要这么小气”之类的话,并夹杂着她们戏谑的语调和笑声。


好不容易出来后,随之进的后几家也都差不多如此。我突然开始疑惑,我们对她们来说究竟是什么?如果从媛媛姐那里,我找到了我和机构存在的意义,那么这种意义在这一天又被打碎并消失得荡然无存,仿佛我们只是她们口中的“发套的”和“提物机”。


在那一条湿漉漉的破旧街道上,我跟着阿筱一遍一遍地进店然后出来,最后连失望的情绪也没有了,只剩下麻木和困倦。在街道拐角处,阿筱突然转过头问我:“你累吗?”我点点头。她说:“我也累。我们快点走完剩下的几家,早点回去吧。”我再次点点头,然后忍不住问:“你觉得我们在做的这个事情到底有没有意义?”阿筱扯了扯嘴角,没有回答。过了好一会儿,在最后一家要进去的店的门口,阿筱停下来,半侧着身子对我轻声说:“来这儿的这几个月,我早就把自己在做的这个事情,也只当成一份糊口的工作罢了。”说完,我看见她再次把手中布袋子的开口紧紧地护在胸前,然后推门走了进去。



琪姐对这件事的看法和我并不相同。当第二天我带着一些焦虑跑去问琪姐,到底媛媛姐那样的“姐姐”才是真实的还是我遇到的那些“美发店”的才是真实的时,琪姐说,无所谓真实不真实,但后者确是常态。琪姐觉得,这种常态是因为“姐姐”们自身的身份和社会阅历让她们难以相信你,更难以亲近你,但这并不意味着你没有机会去让她们相信你和亲近你。


大抵我和琪姐的心态从一开始就有着巨大的差距。只会在这里实习一个月的我,或许是抱有了太多我以为自己不曾抱有的想象和期待,而这些想象和期待太重了,重到即使跌得支离破碎,那些碎片也仍深深地扎进我的血管里。


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往后的日子中我几乎再也没有找回过遇到媛媛姐的那天的心情。我不断地处在质疑自己、质疑他人、质疑生活以及被质疑的循环往复中。


有一次走进一家店,有“客人”过来搭讪,无论我怎么解释自己的身份,他都越靠越近,而旁边的“姐姐”们也并没有像媛媛姐一样帮我,只有阿月赶紧过来拉我出去,说,“走,我们可以去下一家了。”然后旁边有“姐姐”看见往门外走的我,眼神戏谑地讽刺道:“噢,原来你也是L机构的啊,我看你和他(嫖客)聊得那么起劲,还以为你是我‘同事’呢。”


还有一次下暴雨,即使打着伞,我们全身也被淋湿了。进到“姐姐”的店里时,有认识我们的“姐姐”好心地劝我们在店里多休息一会,等雨小一点。这个时候,她们总是很同情和可怜我们的,她们会说:“你们的工作也太辛苦了,这么大的雨还要出来东跑西跑。如果是我,我肯定做不了。”那时我坐在小店的椅子上,像来到M市的那一天一样拧着头发和袖口的雨水,疲惫不堪的我,突然觉得口口声声说要关爱“姐姐”的我们,在那一瞬间成了最需要被关爱的人。我们自认为自己理解“姐姐”,但“姐姐”有太多社会的和自己的包袱要背,她们无暇去理解我们,也并不关心我们是不是真的理解她们。


而最折磨我的一件事是,我越来越发现,我和“姐姐”的交流变得困难起来。不是每个“姐姐”都有孩子,也不是每个“姐姐”都愿意聊起她们的孩子或者其他。除了模板式的寒暄之外,我再难找到共同话题去打开她们的话匣子。有时候当我给“姐姐”发套和油,“姐姐”会调侃式地问我:“你用过这个吗?”我会尴尬地笑笑,含糊地说:“听其他‘姐姐’说这个白色的比这个黄色的要好用些。”然后“姐姐”继续追问:“那你用过吗?”我只有难堪地假装轻松,说:“目前还没有……不然姐姐你用了后可以告诉我哪个好用呀!”然后“姐姐”就半开玩笑地堆出一副严肃的表情,把刚刚给她的所有避孕套和润滑油全部放回我的手上,说:“你都没用过就给我发这些,还是等你用过之后再说吧。”这时候阿月会赶紧过来打圆场,开始和“姐姐”探讨哪种好用,为什么好用,以及诸如此类的和性有关的各种话题。我一个人愣愣地站在原地,突然觉得自己没有一点用处。


之前看很多男性研究者写的关于女性性工作者的研究时,总觉得他们带着一点无论再怎么刻意消磨也消磨不掉的优越感,不管这种优越感是来源于他们的身份还是性别,还是仅仅是我骨子里一些没有被人类学学习所冲洗干净的、从小被烙下的偏见和投射心理。但当我真正来到这里,至少是以一个女大学生的身份来到这里后,我有的反而不是优越感,而是一种难以言说的自卑感。这种自卑感是双重的,一重是在这个由她们主导的话语空间中,你没有相应的经验或者认知去获得一个话语权,你没有一个和她们同等的身份去融入这个圈子,另一重是当你因为没有同样的世界而没有能力去融入她们时,当你因为缺失或者拒绝一种经验和话语而难以洗清“窥淫”的嫌疑时,似乎你就失去了做一个研究者的资格。而到头来,这个根源好像正是在于社会对她们身份的偏见,或者在于我内心深处所认为的不同:我越是想证明我觉得她们和其他人是一样的,就越觉得自己的身份在她们看来是突兀的,也就越为自己这种甩不掉的身份所自卑。甚至有时候和“姐姐”聊天时,有气无力的我会怀疑自己凭什么有资格和她们聊天,凭什么有资格以一个研究者的身份告诉她们:我知道这只是一份工作,它与其他任何工作没有任何的不同。


我突然想起刚来机构的那一天,琪姐在地铁上对我说,“你要做好被拒绝的准备”。我才发现,我既没有做好被“姐姐”拒绝的准备,也没有做好被现实拒绝的准备,没有做好被自己所认为的人类学拒绝的准备。



然而,真正最让我自我质疑的,是我难以在自己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和一个研究者理想的价值观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某一次在一家“足浴店”里认识了一位年轻的“姐姐”。她大概二十几岁,齐腰的长发映衬着精致的面容,笑起来温柔而好看,和她聊天就像在和我的同龄朋友聊天一样。她说她才来这里不久,还没有做好开始“接客”的准备,只是做一些足浴足疗。店里的老板娘并不会强迫她,但对她说:“你既然选择了来这里,总有一天都会想做的。不然等到月底发工资的时候,你就看着别人数钱吧。”而确实如老板娘所说,她最近一直在思考和犹豫这件事。然后她似是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你觉得呢?”


那一瞬间,我近乎是用尽了所有的力气才将那句几欲脱口而出的“不要做”硬生生地咽了回去。我突然意识到,口口声声说对“姐姐”这份工作没有任何价值评判的我,原来根本就没有摆脱掉那个被自己鄙夷的偏见。在那个瞬间,我的理智告诉我,“姐姐”也应该是被认同的职业,但我强烈的情感与冲动却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我不想让她去做”。


我终究是保留了我所认为的那个“研究者”的底线,没有回答她这个问题。但之后的无数个晚上,在机构宿舍那张潮湿的床上,我总是反反复复地梦见她,梦见她赤裸地站在灰暗的小房间中,用沙哑的声音问我,“你觉得呢?”她湿漉漉的长发紧紧地缠绕住我的脖颈,终是让我用尽了力气也发不出声。


这个噩梦终于在某一天停止了它一遍又一遍的重复播放。M市的每一个城中村似乎都是同一个模样,狭窄而破旧的灰色楼房之间只剩下一道缝的天空。那天去的那里也不例外,“姐姐”们站在每一个缝隙的拐角处,谁也不知道下一个走过的人会是“客人”还是会破口大骂她们不要脸的居民大妈。就在那里,一个只有十几岁的“姐姐”和我愉快地聊天。她穿着粉灰色的连衣布裙,扎着俏皮的马尾,画着可爱的妆容,笑起来比M市好不容易出现的那个晴天还要亮。她对我说这是她做“姐姐”的最后一个月,她即将回老家,家里给她找了一份会计的工作。我几乎是下意识地紧紧握着她的手,就像握着自己妹妹的手一样,对她重重地点头。虽然我送给她的那面L机构定制的小镜子上还印着“我们选择的只是一份工作”这样的字眼,而即将去做会计的她也仅仅只应该被看做是“换了一份工作”,但此时此刻,我知道在我内心深处这两份工作是不那么一样的,而且在我握着她的手的那一瞬间,我突然有了勇气去承认这个“错误”的想法,去承认我是一个失败的和一个不合格的研究者。


那天晚上,我梦到的不再是那个长发齐腰的“姐姐”来问我那个我不敢回答的问题,而是梦见这个会计妹妹,在她老家的乡镇,哼着小调处理着手里的纸张资料,身上的那件干净的粉灰色连衣布裙还带着刚洗过的细微褶皱。而这个温馨的画面却又瞬间转到一个喧闹的广场上,空中和地面都洒满了我写的论文的碎纸削。我站在广场中间,紧紧地握着她的手,旁边的人群不断地愤怒地指着我,把一摞又一摞的论文砸向我,说我不配做人类学,说我不配做一个研究者。


而几乎在同时,我房间里挂窗帘的木柱子突然塌了。它从上面掉下来砸到蚊帐上,近乎快要压到我的额头。因惊吓而猝醒的我坐起来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想着如果不是前段时间因发现了蟑螂而装上了蚊帐,是不是今晚就会被那个从高处轰然落下的沉重木柱砸得头破血流——


就像梦中的自己一样。



琪姐曾说,每次要去一个外展地点时,你会发现总有一两个你特别想见到的“姐姐”。但在这接近一个月的实习时间中,我反而开始害怕见到一些“姐姐”,害怕她们质疑我、鄙夷我、可怜我,害怕她们问我她们该做出怎样的选择。在这些日子中,第一天和媛媛姐之间的经历似乎成了我唯一安慰自己的幻想。而这个唯一的幻想在我快离开L机构前的某一天,也被残忍地打破了。


因为严打的原因,我再次见到媛媛姐时,距离第一次见到她已经二十多天了。她换了一套黑色的裙子,一个人站在低矮的屋檐下抽烟。我近乎是小跑着过去,和她打招呼时内心的欣喜和思念难以抑制地往外渗。我想和她说很多,想问她最近有没有和儿子联系过,想问她最近有没有再被找麻烦,想问她这些天过得好不好。但我还没有来得及说,她转过来看了我一眼,冷淡地点了点头算是回应我,然后随即又望向了别处。这个突如其来的冷漠感让我欢腾的血液瞬间凝固了,不知所措的我僵硬在原地,有些尴尬地出于习惯性动作从袋子里拿出一些套给她,她摆了摆手说:“我不要。”我又拿了些其他小礼物给她,她接过后说了句“谢谢”,然后再也没说过一句话。


我一点一点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自以为和被研究对象建立起的这个亲密关系,仅仅是我一厢情愿的想象和建构罢了。这个单向的亲密关系在我无数次的受挫和失望中被不断地加固和强化,最终在它破灭的那一刻,由它支撑起来的整个世界也随之坍塌了。


我早已疲惫不堪的身心,再难以感到更多的失望,而只剩下麻木。一瞬间,我突然好想离开M市,想回到学校,回到之前那些自己认为能够把握并且处理得很好的田野中去,回到自己不曾这样强烈地质疑过自己的人类学象牙塔中去。


离开L机构的那一天,我问琪姐,“运营这个机构五年了,你一直在追求的最终目标是什么?”琪姐沉默了一会儿,说,“如果真的要说最终目标的话,是‘妓权’吧。”她看我没有说话,顿了顿又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也知道我们还差得很远很远,但是我觉得,能走一步是一步吧。”


琪姐说我可能是机构的最后一个实习生,因为五年前机构创立时申请的基金会正在逐渐撤资,机构将在一两年内面临生存问题。我突然想起琪姐曾跟我说,她一直坚持这个选择是因为“姐姐”们也在坚持自己的选择。但是,如果连“姐姐”都没有认同我们,那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有资格说我们的坚持是为了认同她们的选择呢?


我终是没有把这句话说出口。而我也知道,在我离开时的那个暴雨天中,我那和雨水一样沉重的心情,不仅仅是因为这个机构和它的命运。


在归程的火车上,我无意间打开手机里的阅读器,看到排在第一个的正是潘绥铭教授的《我在红灯区》。一个月前,我以为我坐着这辆火车,去往的是一个潘老师笔下的“真实的红灯区”,我甚至带着一些骄傲感,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带有刻板印象和私人立场的研究者,一个随时可以跳出自己的世界然后进入到别人世界中的人类学学生。而这一个月中,虽然我不再有接触人类学之前的那种对红灯区的想象,但我所以为的那个“真实”的红灯区,同样也是很多研究者笔下的那个红灯区,却又成了我的另外一种想象。


我的水平和造诣还是没有高到能够读懂列维施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但那天在火车上的我却感觉到一种难以言说的忧郁。这种忧郁虽不会阻止我对人类学的追求与喜爱,但它可能的确改变了我一些人类学的轨迹,尽管连我自己都难以说清甚至意识到这种改变到底是什么。


我做过一些田野,也写过一些关于那些田野的学术性作品,但唯独从这个从来都不乏读者和关注点的田野回来后,我从未曾动过笔。因为那一个月我所在的地方,可以说是自我想象不断被推翻的世界,可以说是自我反思和质疑的世界,也可以说是我思考和经验自己的人类学的世界,但它唯独不能被看作一个研究地点和一个田野地点。因为在红灯区的那一个月,我从来都“不在红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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