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吃的事情

西口外的旧事2019-05-14 14:29:00

说起吃来,古今一理:不外柴米油盐酱醋茶,如今人们赶上了好时候,蒸馒头不全用白面,总要掺些其它杂粮进来,煮米饭也全是白米,总要掺些玉米糁、荞麦柈以及各种各样的杂豆类,就连民国时期的马料——小黑豆柈子也成了重要的保健食品;人人注意保养,个个重视“食疗”。粮食的供应应有尽有,粮食专营店里更是精细无比,为各个不同阶层的人群考虑的可谓尽心尽力;吃饭再不是人们“头疼”的头等大事,都很随意,而且人人都有自己衷意的品牌可供选择,故而生活质量无可挑剔,在此没有必要多费笔墨,人人明白,对于年轻人来说更是无言可说,而对50岁以上的人来讲,却有着一段漫长而辛酸的“饿肚子记忆”母亲最怕的就是饿肚子:辛辛苦苦奔腾到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应该好了吧?结果落得个“欠活儿饿死”,那个畸形的社会。文革后,邓小平开始抓经济,粮食也一天天多起来了,可饿怕了老人家每天做饭总要往外抓把米、面,到老年粮食更不缺了,可她还是一个劲地攒,家里的柜子里、磁缸里都装的是米面,起了虫子了,她也不让捋动,没地方放了干脆堆在炕尾,跟山似的……。搞得蛾子满家飞她也不让动,说是:

“邓小平出来让人们吃饱了肚子,谁知道再上来的是谁,我可是饿怕了,蛾子飞就让它飞吧!总比饿着强。”

工作中曾遇到一位组织部退休的干部吹虚讲:

“自从去了组织,家里就没断过羊肉。”

按理说他比我大不了几岁,经历应该相差不大,可他这一小小的细节却让我十分反感:

“你们组织部凭毬,爷们可是往死里饿呢?“

……,同样的国家干部,差距咋就这么大呢?闲话少扯,还是说我们的正题:50年代以前的人都为为嘴忙碌,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前农业社把土地管得死死的,种什么作物?各种多少?农民只是受苦,没有决定权利,得等上级的红头文件下来:即有着严格的“指标”规定,尤其是非粮食作物,还美其名曰:要保证人民群众的日常口粮供应。党委、政府的红头文件年年不断,甚至铺天盖地,农村中各种各样的工作组在加强对农业生产领导的口号下,川流不息;秋天庄稼刚刚打完,赶快督促人们深耕、深翻、大水漫灌(没水的地方也只好免了),到冬天又说是:变冬闲为冬忙,土地冻着翻不动,让拿镢头刨,刨不动再拿火烧、拿炸药炸;春天到了则又春翻、平整、春耕;夏天则锄地铲趟,这一个铲趟就得两三遍。北方风大,几年折腾下来良田也变成了荒漠,还是一个劲地:“深耕细作、丰产高产”地瞎毬忽悠,搞得农业社那些本就不是精英之才的乡村干部脑袋忽冷忽热?这也不对,那也错了,刚刚领会的一点“精神实质”,下一个文件来了又说错了,如此的乱指乱划某种程度让乡村中机会主义干部“心领神会”,别看这些人工作上一塌糊涂,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本事可是与日俱增,更有游刃有余者,于是“骑着马,夸着枪,村村都有外母娘”就不是一句空话。到头来,国家什么都缺,尤其是粮食,城市里每人每月27斤供应粮凭购粮本到指定粮站购买,粮站提前把下一月的供应标准公布在一块小黑板上,多半是这样的格式:

下月居民口粮供应标准

白面30%   小米第人1   荞面每人1   蚕豆每人1   其余供应玉米面

 

                                                                   通道街粮站

文革时期还供应过一段时期红署干、红署面,真难吃,它是生时切片凉干,再磨成面,和今天的红署片完全是两样,比猪食好不到哪儿去,要紧的是还不抗饿,真让人受不了。也是那时人们背地里流传着一句很脏的歇后语,算是一种对“时代的不满吧!”说:

“莜面捏成毬,只要蒸得熟!”

后话是什么,可以自已猜。

那时人们对供应粮都很珍惜,每月的中旬我们小孩儿们总要往粮站跑好几趟,想早早看到下个月供应些什么?算算自己家能买几斤白面,好跑回家向大人们报告。那时的粗粮都是玉米面,和上面的《供应标准》相差无几,偶尔也有多出半斤小米、二斤糕面之类,我们总要欢腾跳跃一番后,赶快跑回家去报喜。记得有一回小黑板上增加了一项:每人碎大米3斤。可把人们高兴坏了,因为平时的细粮(白面)仅为30%,偶尔也有40%的时候,但很稀少,每人增加的数量只在粗粮比例中折扣,所以人们氛外高兴:自然是吃米不忘党和毛主席的恩情了。那年头,人们最在意的就是粮票,粮票是凭购粮本从指定的粮站领取的,粗细粮的比例按当月的供应标准中折扣,因而精贵,可在饭馆和糖业烟酒、早点焙子铺购买粮食制品用。上初中二年级时,呼市八中组织我们五连(那时是军管时期)师生赴呼郊罗家营公社古楼板大队学农劳动20天,每人收取9块钱、20斤粮票,班里一位娇滴滴的女生黎洁就苦叽叽地磨叽了好几天:

“我倒不可惜那9块钱,可惜的是20斤粮票,因为我每天吃得特少,只吃一点点的粮食。”

她父亲当时仍在香港,可能是给她们寄钱,故而如是说。然而,到了农村没过三天,食堂里按每个二两干面的标准蒸的大窝头,她一顿吃三、四个,是她们女生中最能吃的之一。因此说,人的适应能力是极强的:一但失去了优裕的生活条件,粗糙的烂饭照样是她的必须。

那几年,在呼市通道街北面团结门市部北侧有家“义价粮站”,好象是呼和浩特的唯一,那里什么米、面都有,记得白面0.56元一斤,说实话区区0.56元竟没有人买得起。最吃香的首属粮站职工,当然他们自身也分着三六九等:门子大、路子野的,领导自然给人家留着一份,甚至不用粮本粮票都能对付出细粮(白面)来,那能耐谁能不羡慕;次些的也能估倒出玉米面来,每到夏秋这类人大都到农村买两、三口“大架子瘦猪”(就是农村穷些的人家喂得不好,长得很大但瘦累累的),然后用不到0.11元一斤的玉米面喂到上冻或春节前,杀倒就是几百斤的鲜猪肉,好不牛逼。

各机关、单位都设着专职搞生活的“能人”,那可是“神通广大”,什么人不熟?什么人不识?各行各业,军队、地方、城市、乡村、林场乃至于粮站、肉铺、副食门市部等等一律通吃,那可是各单位领导的“红人”,没油、没面他能搞到,没鱼、没肉也能给弄来,因为领导也需要凭此逢迎更上一层的领导,组织部不缺羊肉也就顺理成章了。各机关单位都养着大车,启初是解放大卡,后来又有了东风140、东风141、日野、扶桑、五十棱、一至至之类加入,每年从清水河、喇嘛湾拉上煤去后山“能人们”的关系户换油、换面、换鸡蛋、换牛羊猪肉;而大车司机更牛,村村舍舍都有他们的“伙计”,就是那种白天里能说会道,又能帮司机们拉关系、走后门,夜晚又是妖娆抚媚,可以搂上睡觉的那种;那时候但凡跟上大车出去走一趟,沿途总能看到:衣着鲜丽、姿色不一的年青女人浓装艳抹地站在公路边上等待着各自的主顾;而师傅们每次拉煤多半要在车顶上带一、两桶汽油,我亲眼见过有人从喇嘛湾过黄河从窑沟煤矿装上煤,一过黄河就在来时联系好的“伙计家”卸下,睡一觉再返回窑沟装满才往呼市开,中途卸下的那车,一部分入了腰包,一部分支了嫖资,司机、“伙计”两得利,这是当年公开的秘密,因此有:

“运输公司的司机吃着白面屙大米”

的谚语。要不说:

“车轮一转,给个县长不干!”

汽车的燃油费、保养费、修理费、买煤的煤本钱都由单位行政账上支出,那时候又有个十分合情入理的词汇叫:

“合理不合法”

这不是扯蛋,本身就没有法的时代,也能扯“法”?真是笑谈。

这种不计成本的“经营”一年倒腾下来,利润也是可以想见的,于是单位领导,办公室主任以及大车司机可不仅仅是“脸上有光”(现如今对社会不满,骂大街的“愤青老头、老太”多是这些人),而且是有“虚”有实,谁都心知肚明。对于领导来说,又全指望这里头往上巴结,对于个人这都是27斤定量之外的收获,日子好过了皆大欢喜就一定是了;如此,“生活”搞得好的单位人人羡慕,否则人人嫌弃,领导脸上自然也就没有了光彩。人说:

“住衙门的挨个香迎兜嘴。”

谁都知道,官家人在涉及到生活脑头,特别是涉及到领导和自己的切身利益是不惜血本的:方方面面的兜嘴打下来,领导满意,家里的老婆娃娃也都高兴,至于一般工作人员,嘴上抹上些也都闭嘴了,或许中国的腐败就是这么一丁一点培养起来的。还有,公安系统、武装部系列有枪有弹有汽车的单位也能发挥所长,每年组织上“草地”打黄羊,有吃有喝玩上两、三个月,满载而归;然后,机关领导、办公室主任上窜下跳地打叠,至于单位里的人也能分到一只半只驮回家去也能皆大欢喜。不过那时候的人们并不太仲情于“野味”,“香不过的猪肉嘛!”总觉得没有家养的猪、牛、羊肉香,主要是因为那时的人们的油水太少,野味都比较乾,且以瘦肉居多,人们都喜欢肥肉:

“吃一滴油花花,能激淋三天嘛!”

即是人们普遍的“生活写照”。

然而,这类好事总是不能“全面普及”,这样的好单位谁都想去,于是又兴起了一波“搬门弄窗”之风潮,想方设法往进跌达。给掌权者凭空挣得了新一轮的“捞油水”机会。

那时的“工人阶级”的确厉害,特别是八技在身的产业工人——车工、钳工,只朌能寻根好无缝钢管,那时的无缝钢管特别难寻:有人发现解放牌卡车的方向机中的转向杆是无缝的,于是乎好多的解放牌就遭了殃;后来,又有人发现:罗马车的方向机下的横拉杆也是空心,于是又有好多罗子车爬不动了,什么“工人阶级”最先进、最进步,扯他妈的蛋去!只要搞到一根好无缝钢管,经他们的手里很快就变成一枝漂亮的猎枪,性能一点不输专业制造;更有甚者,不知从哪儿搞来的半自动或苏制7.62步枪枪管,加工后随时可以塞入猎枪的枪管这样的附属设备,必要时发射步枪子弹,命中率和杀伤力及及射程不输制式步枪。每到星期天结伴出游,更有认识医院大夫的给开上一、两个星期的病假条,可以天天出去游玩;那时候生态良好,野鸡、野兔什么时间都不缺,这样时不时的玩也玩了,又给家人解顿馋的,何乐而不为?这真是猫有猫道,狗有狗路,剩下没本事的就只能是偷了。那时候,人们都时兴从家里带饭,并不是忙到中午不能回家吃饭的地步,完全是为了偷,呼市卷烟厂职工一个大饭盒能往出装两条半钢花牌散烟,回家拿大白纸包成“白盒”,卖得是“青城烟”价;呼市啤酒厂上晚班和夜班的职工,蓝大褂子下面:腰间、两腿一次能绑一箱半啤酒出来不知你信也不信;1987年我考驾照时,一位呼市制锁厂的学员告我:

“待要的话,爷一次能绑80100把铜锁出来;……。”

如此等等,不一一而叙,那些年为什么穷,为什么饿,大约傻子都能明白。我曾经问过一位老兄,则答:

“个泡当官的们能贪,爷们不偷咋办?”

在此我也没有必要太多啰嗦,主要怕惹人不快,虽是退休之人,也只能点到为止……。那些年整天的宣传:A社会的苦,B社会的甜。有一回一个老伙计突然问了我一个吓死人的问题:

“这整天的毬也吃不上也叫A社会的甜?”是呀!那时候“忆苦思甜”的文章铺天盖地,可越来越……?我不知道如何回答,说是地主老财每天拿着钢鞭抽人呢!也没见过钢鞭长甚样?如有还不拿出来作“阶级教育展览”?——我以为。现如今,街心花园中退休老汉、老太们道是有拿着那么个铁玩儿甩来甩去,隔着几道街都能听到“吧!吧!”的声响,不知道当年的地主老财使得是不是这玩儿?那一鞭子下去可是要人命的!